习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数字化的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世界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加快发展高质量的数字化的经济，有利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我国的数字化的经济，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把握当下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竞争的新趋势、新格局，以高水平发展为重要引领，以自主创新技术为关键支撑，构筑起我国应对复杂多变国际环境的国家竞争新优势。
数字化的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反映了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发展和应用的重要趋势，体现了信息与经济融合、数据与人交互的时代潮流，具有变革性、广泛性和持续性的特点，深刻改变着经济和社会发展。
数字化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的经济结构，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要变化。一是经济活动中独立的数据价值链开始形成，产品或财富的价值构成发生改变，网络音乐、电子书、3D打印等就是典型的数据价值链。工业经济时代的一辆汽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发动机和变速箱。到了数字化的经济时代，一辆汽车身上，以数据为基础的网络连接和智能服务将成为最有价值的部分。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以数字技术支撑的产业已是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二是数字经济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尤其在疫情中显现出足够的韧性和活力。从全世界看，当前数字化的经济是增长最快的领域。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2020年全球数字化的经济同比名义增长3.0%，当年全球经济负增长3.3%（世界银行数据），两者对比，数字化的经济增速快于全球经济提高速度6个百分点以上。三是数字化的经济改变了全球竞争的格局，世界经济版图因数字化的经济的兴起而重新塑造。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积极发展数字化的经济，抢占了发展先机，逐渐形成本国或本地区的竞争新优势。
正是由于数字化的经济反映了最新科技的发展，显示出特有的战略地位，许多国家纷纷加大了在数字化的经济领域的布局谋划。抢先发展数字化的经济，加强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的竞争，慢慢的变成了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和战略制高点。
美国是世界上对数字化的经济布局最早、技术积淀最多的国家。早在1993年，美国就启动了对21世纪科技与经济发展影响深远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使美国最早成为“网络上的国家”，催生了一大批互联网时代的科学技术创新企业，确立了美国在信息和互联网产业的国家竞争优势。欧盟虽然在数字化的经济方面显得相对落后，但近年来抱着“亡羊补牢”的态度，出台了一系列加快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政策规划。2021年3月，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目标宏伟的《2030数字罗盘：欧洲数字十年之路》计划，启动了迈向全球数字化的经济战略制高点的十年建设任务。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亚洲国家也格外的重视数字化的经济，通过制定规划和发布指南的方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支持数字化的经济的发展，力求在这一大浪潮中赢得某种先机。日本虽然在5G通信方面不居世界前列，但力图在6G通信上拔得头筹，计划抢占6G国际标准的主导权。新加坡近年来重点发展数字化的经济，已显示出竞争优势，根据世界数字竞争力国家排名，新加坡居全球第五位，在亚洲名列前茅。
各国围绕数字化的经济所展开的竞争表明，在未来二三十年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数字技术和数字化的经济不仅是绕不过去的重点领域，而且是战略制胜的必争高地。
习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格外的重视下，发展数字化的经济上升为我国的国家战略，数字化的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快速地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是支撑数字化的经济的基础设施有了空前的发展。数字技术应用于经济活动有了比较雄厚的硬件基础，许多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截至2021年，我国的光缆线万公里以上，稳居世界第一；4G基站数占全球一半以上，5G基站数占全球60%以上，5G通信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不仅全球第一个光纤通信双千兆城市出现在中国（上海），而且我国已涌现一批光纤通信双千兆城市。二是我国数字化的经济发展速度快，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逐步的提升。据《2021年中国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白皮书》披露，我国数字化的经济的规模已从2005年的2.6万亿元迅速扩张到2020年的39.2万亿元，其中产业数字化的规模占八成以上，数字化的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达到38.6%。三是呈现全国各地数字化的经济繁荣发展的局面，中西部地区通过加快发展数字化的经济逐渐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据统计，全国有13个省市自治区的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超过万亿元，其中有5个属于中西部地区。随着“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发展数字化的经济的潜能将得到进一步发挥，全国的数字化的经济布局将更加合理。四是数字化的经济全面渗透大众消费，市场韧性很强。我国目前已有10亿以上网民，参与网上购物的消费者超过8亿人，银行平均每天处理线亿笔左右，普通大众的消费生活已经和数字化的经济密切关联。
我国虽然已是世界第二大数字化的经济国家，但仍处在大而不强、快而不优阶段，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规范的苗头。一是活跃的数字化的经济活动主要局限于网上购物、社交娱乐、平台应用等较低层面的商业模式，决定数字化的经济发展大局的一些硬科技有待突破，许多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卡脖子”技术问题十分突出。二是数字化的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亟待深入，互联网商业模式的 “热闹”与实体经济的相对“冷淡”形成反差，制造业信息化、数字化程度仍然偏低，产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任务十分艰巨。三是数据市场建设相对滞后，各地发展数字化的经济缺乏合理分工协作。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价值认定、市场定价、交易和流动尚未形成有效机制，市场制度建设有待完善。四是数字化的经济领域暴露出一些不健康、不规范的苗头，如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行大欺客、数据非法使用等，以至于出现一两家平台企业左右整个市场的情况，数字化的经济的治理任重而道远。所有这些，说明我们国家数字化的经济的发展现状与高水平发展的要求还有距离。
数字化的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数字经济必将在我国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进程中发挥逐渐重要的作用，同时数字化的经济自身也要纳入高水平发展的轨道。要按照习的要求，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化的经济，快速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以强大的数字化的经济助推国家现代化建设，在高质量的数字化的经济发展中构筑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国家新优势。
数字化的经济是一个包含面十分广泛的领域，既有硬件设备建设要求，又有科技攻关的任务，还有市场建设、法规政策制定等制度安排方面的条件，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确立主攻方向，找出实现我国数字经济高水平发展的主要路径，坚定不移沿着既定路线向前推进。
解决数字科技自立自强的问题，把发展数字化的经济的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必须咬定数字化的经济领域的核心“硬科技”，集中精力突破一批关键技术。这里的硬科技是指事关数字化的经济发展大局的一批基础性、通用性关键技术，是绕不开的核心技术，其他技术都是借助于这些技术的具体应用，如硬件上的芯片、软件应用上的操作系统等。突破这些关键核心技术很不容易，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轻松获得。对于发展数字化的经济绕不开的关键核心技术，任其再难，也要咬紧牙关、坚决突破，否则高质量的数字化的经济无从谈起。要占领数字化的经济的战略制高点，必须占领该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制高点。关键还是要改革现行的体制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充分的发挥新型制优势，尊重市场规律，以重大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主要目标，实行重大科学技术创新“揭榜挂帅”制度，为创新突破创造良好环境。
继续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并在建设中提高标准、提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军，是“兵马”之行的必备“粮草”。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网络、数据中心、大容量算力，这些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必须放在发展的优先位置。我国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世界第二大规模的数字经济体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很好地发挥了体制优势，集中资源在信息通信基础设施领域持续多年大量投资，取得了“从3G跟跑到4G并跑再到5G领跑”这样的成绩和发展局面，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应继续加强以信息通信和大数据处理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并在建设中注重提高质量、适度超前，如在“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实施中进一步优化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合理布局，尽早规划6G通信建设等。
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利用数字技术转型升级。我国实体经济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十分健全，为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广阔的市场，也构成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我国传统产业生产经营仍然依靠要素投入为主，产品的科技含量不高，数字化程度也偏低。所以，应用数字技术为传统产业赋能应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要综合运用财税手段和市场调节的办法，推动广大实体经济企业进入“云端”，把数字技术和企业的研发与生产活动紧密结合，提升产业数字化的水平。
千方百计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培育一大批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领军企业。晶体管、集成电路、智能手机、视窗操作系统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创新都诞生于企业，科技发展史证明了企业完全可以也应该成为科学技术创新的主体。我们很早就提出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但成效不显著，创新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是关键因素。长期以来，我国创新资源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很难吸引到以高端科技人才为核心的创新要素，没有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格局。我国要成为数字化的经济强国，必须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要千方百计地优化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创新要素和资源向企业集中，鼓励和支持企业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力量攻关关键技术，并在这一过程中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领军企业。
在自主创新中注重加强国际合作，发展高水平开放的数字化的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些尖端科学技术的突破，常常是汇聚了多国的创新资源和成果，掌握最新的国际科技信息是前提。如今，在数字经济领域，有许多尖端技术已经不是单靠一国资源就可以获得突破。必须坚持自主创新的基本导向，同时善于汇聚和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为我所用。尤其在汇聚全球的高端创新人才上，要拿出切实可行并有效的政策举措，尽量创造宽松环境。
克服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不健康、不规范的问题，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针对数字经济领域存在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数据安全风险等问题，切实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一是要加强研究，对于数字经济这种新生事物，在研究上要有预见性和针对性。其次是要加强监督，堵塞监管漏洞，做好立法建规工作，划清市场的边界，不留空白和灰色地带，坚持以严明的法律法规和严密的监管，约束好市场行为。三是建立数据要素市场，保障数据流动和高效配置。在让数据发挥生产要素作用的同时，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做到数字经济发展安全可控。四是提高全民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加强广大消费者参与数字经济活动的自我保护能力。在保证数字经济健康良性和高水平发展过程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数字化的经济思维能力，增强发展数字化的经济本领，强化安全意识是关键。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