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深刻改变了社会生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互联网舆论治理工作迎来了新局面，获得了新方法，也面临着新挑战。为了推进互联网舆论治理工作，必须厘清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哲学基础和数据基础，探寻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互联网舆论的具体特点以进行互联网舆论治理。在治理过程中，要充分的发挥大数据的技术优势、数据优势和渠道优势，以大数据技术推进生产力发展、舆论治理和宣传工作。
舆论治理是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性问题。中国一直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舆论中分析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对舆论进行判断、引导和处理是题中应有之义。随着经济水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当前世界已确定进入大数据时代，人们进入了一个“数字化生存”的环境中，个人几乎所有言行都被数字化，这种数字化的进程使互联网舆论越发成为舆论治理的主战场。面对大数据时代，探究如何基于大数据办法来进行互联网舆论治理，有助于推进网络舆论健康有序表达，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也为将大数据方法引入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样本和案例。
基于互联网规模的飞速扩张，网络舆论的规模也随之增长。对这些新的舆论进行治理也逐步成为一个现实问题。要想解决这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对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互联网舆论进行重新审视，在长时段的视野中回顾其变革历史，找准其具体特征，为后续研究打好基础。
２００８年９月，著名科学期刊Ｎａｔｕｒｅ出版了一期大数据专刊，为人类社会展示了大数据时代的远大前景。在这期专刊的卷首，Ｎａｔｕｒｅ的编辑指出，当下的研究者应该调整研究机构和研究方向，以便迎接马上就要来临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之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也表示：“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这些论断都宣告大数据的广泛运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说，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其本质是以新的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重构社会生活。
新的技术革命体现在技术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系列新的科学工具，用于提取、存储、搜索和共享数量巨大且日渐增长的数据集合，并对这一数据集合进行检索、统计、分析和处理，这为科学技术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和推动力。正如习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AI和实体经济深层次地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新的社会革命体现在社会生活的重构过程中。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成为大数据的一部分，成为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道路上的参考资料。各种社会生活主体都可根据自身需求来做数据收集，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收集到的数据，最终利用分析结果进行决策和资源配置，塑造新的社会生活的行为范式。在这种“收集－分析－重构”的过程中，每个单独个体不断创造的数据的量变，最终形成社会组成和架构的质变，使得新的大数据社会逐步取代旧的社会。
新的思想革命也源自大数据时代对社会生活的重构。大数据时代的每个人都是数据的来源和创造者，也时刻感受到日常生活变动所带来的直接冲击，这种冲击可大致分为三个层面：首先，大数据技术作为先进科学技术的直观表现，其能够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以物质力量改变当下的社会生活，再以社会生活的变革推动人的思想变革；其次，大数据技术逐步加强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数据联系，构建了新的数据层面的社会关系，伴随着新关系的诞生，旧关系也随之瓦解和消融；最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哲学和社会科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如何以基于大数据时代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成为当下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
总的来看，技术革命是大数据时代改变社会生活的根本动力，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则从物质和意识两方面具体构造了社会生活，这三者共同构建了大数据时代的哲学基础。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以４个“Ｖ”（Ｖｏｌｕｍｅ、Ｖａｒｉｅｔｙ、Ｖａｌｕ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来概括大数据的特征。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人口已达到１４４３４９７３７８人，国民的日常生活将产生巨额数据量，这代表着大数据第一个特点：数据体量巨大（Ｖｏｌｕｍ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得益于电子设备的大量普及，音频、视频、文档、图片、压缩包、访问信息等非纯文本类型的数据构成了大数据的主体，这揭示了大数据的第二个特征：数据类型众多（Ｖａｒｉｅｔｙ）。在数据的分析和处理阶段，数据记录设备往往会极其详尽地记录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全部数据，但在进行某项价值判断和某个方面数据分析时，大数据从业者往往并不期待直接面对未处理的数据整体，这代表着大数据的第三个特征：价值密度低（Ｖａｌｕｅ）。基于价值密度较低的现实情况，为了挖掘出其中有价值的部分，大数据从业者需要对海量数据来进行分析处理，这就对大数据的处理提出了速度要求，这即为大数据的第四个特征：处理速度快（Ｖｅｌｏｃｉｔｙ）。而在此之外，大数据还有着运算处理方法新、数据溯源能力强、数据置信程度高、管理利用方法多等其他新特征。总的来看，大数据由普通数据在不同维度合并而来，并在数据的数量和性质上产生了质变。
大数据记录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其数据来源，我们大家可以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进行概述。在国家层面，大数据来源于如下四个方面：（一）国土、水文、气象、人口等基本国情数据；（二）宪法、法律和法规、地方规章制度、行政命令、政府公文等；（三）国家对国民经济、能源、工业、投资及房地产、贸易、就业、科学技术工作和社会文化等社会生活领域的数据调查和统计；（四）其他由国家行使公共权力进行采集和收集的数据。在社会层面，大数据来源于如下两个方面：（一）投资、消费等商业数据、企业资源计划数据、库存账目数据等；（二）事业单位、社会机构和人民群体组织的运行发展数据。在个人层面，大数据来源于如下三个方面：（一）个人工作日常生活中被机器和传感器所记录的物联网数据，如消费记录、医疗诊断记录、签到记录、电器的启动关闭记录等；（二）互联网接触记录，如某些社交、消费、娱乐等网站和ＡＰＰ的访问记录；（三）互联网行为记录，如浏览、搜索、点击、点赞、收藏、下单、发表言论、上传和下载数据等行为记录，这种行为记录往往附带着行为次数和行为时间的记录。
综上所述，大数据从多个角度记录了复杂庞大的社会生活，由此而来的大数据具有和传统数据截然不同的新特点，同时也构成了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基础。
在中国的科学领导下，随国民经济发展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我国信息化发展成就斐然，网络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互联网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基础支撑、创新驱动、融合引领作用更加凸显，以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互联网新兴技术在国民经济与社会中的地位明显提升。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我国网民规模达１０．１１亿，其中农村网民规模达２．９７亿，城市网民规模达７．１４亿，手机网民规模达１０．０７亿，人均每周上网时间达到２６．９小时。伴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发展，网民越发愿意在网上分享个人日常、表达自我情绪和提出意见观点，互联网舆论也体现出了与传统大众舆论所不同的特征。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和平年代的社会生活中，人民群众表达自我意见和诉求的方式主要是非暴力的合法手段，并拥有多样化的表现形态。就我国而言，人大代表的议案是人民群众表达意愿最主要的渠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马克思所言的“应当把它看作最高力量的一种自信的生命活动”，通过人大代表行使权利是最合情合理的方式。在此之外，信访、集会、、也是人民表达自身意愿的重要方式，但这些方式都有着类似的问题———程序复杂、见效缓慢，这将导致人民的意见和诉求无法直接表达，而是需要在那之前通过程序和步骤进行表达。而互联网舆论则不一样，只需要简单地验证（在国家相关法律和法规完善之前，部分网络舆论场合并不是实名制或者注册制），用户就能在政务网络留言区、网络论坛和聊天群组等舆论场所立刻表达出自身的意见和诉求。人大代表和政府工作人需要休息，但是互联网会２４小时无间断记录所有被许可用户的访问和留言，互联网舆论的即时反馈超过了以往的所有报纸、出版社、公示橱窗和高音喇叭等的反馈，其以最快的速度反映着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诉求。
互联网舆论的低门槛不仅加速了意见反映，也为谣言的捏造减少了许多成本，最后导致谣言的产生更为频繁。在互联网未普及之前，谣言的捏造者不仅需要构建谣言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和结果等全部要素，认为自身披上一层具有“合理性”的内幕者或者见证人身份，还需要找准信息传播载体、传播渠道和受众群体。这种复杂的谣言捏造前提，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阻碍了谣言的产生。但大数据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言论的传播预先铺设好了信息传播的载体和渠道，细分的话题群组也提前区分了不同内容的受众群体，谣言的制造者塑造自我身份也变得容易，这就为谣言的产生解决了大部分前置程序。在这种简易程序的背景下，网络谣言层出不穷。这种简化的发言程序使得普通人获得更多对公共事务的评判权利，改变了传统舆论的“精英属性”，但也助长了谣言占领社会舆论的嚣张气焰。还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谣言往往在标题选取和内容表达上更具吸引力，这就让谣言相比其他社会言论更容易让读者所注目，这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帮助了谣言的传播。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前我们国家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于年龄、性别、籍贯、学历、经济条件和生活方法不一样，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概念有不一样的解读，这造成了网络舆论的观点分歧。同时，互联网为全体用户更好的提供了对话的场所，但用户之间往往并没有深入地了解，这种现实世界的差异化和网络世界的扁平化也形成了一对矛盾。以上两对矛盾导致了差异化和标签化的互联网舆论。首先是差异化，差异化的根源来自网民个人的差异化和其选择的差异化，个人的差异化是根本因素，而选择以何种方式表达何种观点受个人的差异化所影响。然后是标签化，在现实社会中的人自然而然地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如标签一样为每个人所定位，以体现出每个人的独特性，以至于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在大数据时代，面对与传统社会生活截然不同的互联网，人要重新为自己设定标签，且在互联网场景中，标签设立的自由度是很高的。１９９３年，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杂志用“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ｎｏｂｏｄｙｋｎｏｗｓｙｏｕ＇ｒｅａｄｏｇ”这句经典的话形容互联网，指出网络上大家都是未知的，屏幕后面还可以是一条狗在上网。这种场景带来了标签化的四重递进逻辑：首先是在互联网舆论中拥有更自由的标签设定，其次是在现实社会中更具有价值的标签会在互联网舆论中被更多地被选用，再次是同一个人在互联网和真实的生活中标签的差异化，最后是为了彰显独特价值使得互联网场景出现专属的标签。
“长尾效应”一词最早是统计学术语，用以表示市场行为中的差异化需求。２００４年，美国《连线》杂志主编Ｃｈｒｉ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首次提出长尾效应，“长尾理论”的基础原理是：“在存储和流通条件一直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需求不旺的产品所共同占据的市场占有率，在一定的时间积累后可以和那些少数热销产品所占据的市场占有率相匹敌，即众多小市场可汇聚成与主流大市场相匹敌的市场能量。”这种长尾效应在大数据时代的舆论中得到了证实。基于大数据技术所带来的存储、流通和检索优势，部分小众的舆论能够一直留存在互联网中等待自己的受众群体，在经过不断地个性化选择之后，这种需求不断叠加，渠道不断交错，小众的需求会逐步交叉并联，最终形成内容的长尾、渠道的长尾和受众的长尾，从而汇集而成不可忽视的重要舆论。
“信息茧房”是指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限制在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在大数据时代之前，网络上的信息检索和存储功能尚不健全，舆论来源和舆论内容也比较有限，并只有少数的内容和技术来为用户持续性提供固定种类的信息。但在大数据时代到来之后，人工智能推荐算法和大数据用户画像技术的应用在提高了舆情引导精准性的同时，为吸引更多的关注度，提高用户黏性，也会基于用户反馈不断调整推送内容，增加用户产生兴趣的，从而大大加剧了“信息茧房”效应。此外，对于整个互联网舆论生态而言，由于互联网的用户生态趋于碎片化的浏览，短视频、微博等“短平快”的传播模式越发受到关注，普通的记录和播报等需要一段时间和注意力的舆论形式日渐衰落，以致在部分情况下想要冲出“信息茧房”来寻找严肃的纪实内容也变得更困难。
大数据时代深刻影响了传统的社会生活，创造了互联网基础上的新网络社会，传统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制度自然需要适应这一变化，如何将传统社会中的伦理和法律类推解释到网络生活中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课题。这系列的问题涉及如下类别：首先是不同个体或组织的信息权益构造问题，包括数据的收集、查阅、复制、转移、更正、补充、删除、请求解释说明等权利；其次是网络舆论可能涉及的侵权责任问题，如诽谤、污蔑、造谣和泄密等；最后是网络舆论中的身份和价值问题，如“大Ｖ”身份的广告宣传、非实体互联网标签的价值认定等。总的来看，互联网舆论和其他舆论一样，都需要在既定的规则和框架中合理有序表达，但因为互联网舆论的特殊性，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和社会共识还需要一段时间进行建构。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公共舆论有着这样的概括：“对普遍事务具有他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这种自由，集合地表现为我们所称的公共舆论。”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共舆论作为人民自由表达的途径，国家有义务对其进行治理，以保障该权利的顺利实施。
公共舆论的来源是整个物质性和实践性的社会生活，要想促使公共舆论向好发展，最根本的途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革新生产关系，推动社会生活的良性发展，最终改善舆论诞生的土壤。对于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论治理，我们应当首先以大数据技术推动生产力进步和生产关系变革，创造更美好的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习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拥有了美好的生活环境，舆论环境自然风正气清，舆论治理也就相对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与各族人民群众一起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在这长期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塑造了充满正能量的社会话语，社会舆论总体形势稳中向好。
与我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洋彼岸的美国。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特朗普政府将疫情化为政治斗争工具，将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将政党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将国际政治斗争置于国际抗疫合作之上，最终激发了各种对抗性矛盾，造成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对立和社会分裂。在特朗普政府错误的领导下，美国的正常生产活动受到冲击，社会不稳定情况加剧，社会舆论的土壤崩坏。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日，美国执法人员暴力执法致黑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引起了长达数月的全国性动乱。２０２１年１月６日，大批特朗普支持者暴力冲击美国国会，造成多人死亡。这种长时间的动乱使得美国国民经济遭受沉重打击，让社会舆论中充斥着谎言和仇恨，最终影响了美国的未来发展形势。大数据技术的科技支撑效应，是当前时期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习强调：“……无论是开展大规模核酸检验测试、大数据追踪溯源和健康码识别，还是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有序推进复工复产，都是对科学精神的尊崇和弘扬，都为战胜疫情提供了强大科技支撑！”以大数据技术改善舆论的实质在于以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通过改造经济基础来改造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最终实现对舆论的改造。
当前，国内外舆论形势总体向好，但国际形势仍然复杂，舆论治理工作仍需多加留意。在大数据社会之前，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只能在现实社会中依照已有的社会属性进行角色扮演，其所产生的一切言论都自发地带有客观现实属性。但大数据时代简化了舆论表达的流程，使得“千人千面”和“一人千面”成为现实。当今时代，每个个体都能熟练地在不同网络站点平台、网址和ＡＰＰ中切换身份，从而在不同的语境中进行多样化的舆论产出。这就导致传统的舆论检测、舆情治理工具已经不适应当前时代，依托云计算、云存储和人工智能的大数据技术成为舆论治理工作的核心。
以大数据技术进行互联网舆论治理具有许多优点，比如，从大数据技术本身优势而来的处理速度快、处理内容多等优点，但最大的优点是可以有效的进行舆论的预测，即“预知未来”。以出行模式举例，绝大部分社会个体的出行都有着一定的规律，大数据技术能通过对记录的某个社会个体的位置信息和移动路径进行运算，得出一系列未来可能，当作为规律来源的样本数据足够大时，大数据就可提升预测准确率，获得其未来行踪的可能性，ｓｃｉｅｎｃｅ杂志的一篇文章就指出了高达９３％准确率的人类行为可预测。同样地，在互联网舆论领域，基于之前舆论内容和舆情产生的过程记录，辅之以高效率的算法工具和人工智能训练，大数据技术能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预测互联网舆论，争取抢在负面舆情尚未蔓延、尚未发酵、尚未形成舆论焦点和狂潮之前进行针对性地处理。
最后，要提高全民的算法素养。算法素养是指用户在面对算法和算法筛选的信息时所反映出来的态度、知识、技巧以及能力的总和，在人人都是网络舆论创造者的大数据时代，任何一个人都需要有基本的算法素养。政府有关部门和网络站点平台的管理的人要在自身了解并掌握算法的基础上，为公众普及算法的技术逻辑、理论逻辑、运行机制，让公众认识到算法对于互联网舆论的重要影响，推动算法更好地服务于互联网舆论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格外的重视思想宣传工作。思想宣传工作担负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都具备极其重大的意义。习强调：“……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互联网空间……” 并指出，思想宣传工作能通过新闻舆论等方式为互联网空间塑造气氛，为互联网舆论提供“风向标”。以大数据技术服务思想宣传工作，可以促使思想宣传工作更贴近具体社会生活、更积极快速反映民意、更容易结合大数据时代的新传播媒介，最终起到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作用。
大数据时代的宣传工作不仅是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也是整个互联网舆论圈的重要工作。不仅需要党和国家在宏观层面进行工作部署，各个网络站点平台和广大人民群众也要热情参加。网络站点平台作为大数据时代的主要网上舆论场所，平台管理人员要强化专业方面技术、培养社会责任意识，以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为核心，热情参加思想宣传工作，提升主流舆论引导力。人民群众作为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主体，不仅要当好思想宣传的好听众，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好大数据时代的个人影响力，助力思想宣传工作。整个互联网舆论圈要利用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反馈能力和数据挖掘分析能力，积极进行思想交流，确保宣传工作落到实处，做在明处，说到内心深处。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互联网的结构已经是高度复杂的高维拓扑网状结构，任何一个人都在这个复杂结构中作为一个节点，与整个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节点的波动都可能形成遍历整个数据网络的一股狂潮，每个节点也都可能是重要的信息传递节点和接收终端。当前时代，以大数据技术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云计算等技术普遍的应用于网络舆论治理之中，在网络舆论情况监测、舆情研判和舆情引导等方面为互联网舆论治理提供了依据和基础。习强调：“我们一定要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我们要继续以大数据技术推进互联网舆论治理工作，将传统的舆论治理方法与新技术结合，在此基础上培养专业的舆论治理人才，提升公众的算法素养，完善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贡献力量。
张泽宇（１９９３—），男，山西大同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是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曾响（１９９６—），男，湖南常德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是做党史与党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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